2013年6月28日—29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GDP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干部政績考核的“唯GDP政績觀”飽受詬病，改進考核辦法勢在必行。時隔半年，201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新頒布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下稱“《干部任用條例》”，通過法律的形式，明確了選用干部的基本導向，為選賢任能提供了參照標準。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向《中國經濟周刊》評述認為，新的《干部任用條例》更加注重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改變“唯GDP政績觀”，為干部選拔任用指明了新風向。
GDP：全不考核還是分類考核
新的《干部任用條例》雖然只用了176個字概括了新的考核辦法，但分量很重。《干部任用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條特別強調：“考察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應當把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社會和諧進步、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作為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科技創新、教育文化、社會保障、衛生健康等的考核，強化約束性指標考核，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消化產能過剩、安全生產、債務狀況等指標的權重，防止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工作實績。”
新的政績考核評價指標出臺，如何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層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職責要求，設置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標？GDP是否應該納入考核？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GDP增長速度不應該作為指標，因為各地實際情況差異很大，有的地方GDP增長很快，但并不是說干部就非常努力，比如有的地方民營企業很繁榮、很發達，GDP增長快，恰恰干部最省力；而有的地方GDP雖然增長很慢，但干部很辛苦。
但是，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首要的任務還是發展。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GDP考核指標還應該有，但同時也要考核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城鎮化質量的指標，把過去單一的GDP考核指標，轉化為由GDP為主導、兼顧其他指標的多元考核指標。
根據《干部任用條例》剔除的諸多考核指標，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向《中國經濟周刊》建議，在不同地區，各項指標的權重應該不同。“這個調整應該跟《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四大功能區結合起來。對不同的主體功能區要實行不同的績效考核評價辦法。”
2011年6月8日發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按開發方式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四類主體功能區，并規定了相應的功能定位、發展方向和開發管制原則。同時，提出了推進實現主體功能區主要目標的時間是2020年。
在楊開忠看來，“禁止開發區域，就不用考核GDP，權重就是零。最主要看生態保護和人民生活保障等指標；而限制開發區域GDP的權重也應該大大降低。”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看來，我國的生態保護區、農業開發區等，都屬于限制開發的區域，都應該降低GDP考核指標的權重；而對生態脆弱的比如內蒙古、寧夏、青海等地的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應該取消GDP的考核。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指標的權重設置要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如北京環保問題比較重要，環保的權重就應加大；貴州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經濟指標的權重就重要一些。”
政府債務變化指標應與GDP增長指標同步匹配
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債務首次納入干部政績考核。
政府債務，包括中央的債務和地方的債務，是指政府憑借其信譽，政府作為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按照有償原則發生信用關系來籌集財政資金的一種信用方式，也是政府調度社會資金，彌補財政赤字，并借以調控經濟運行的一種特殊分配方式。對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一定時期的政府債務與當地的黨政領導及其事業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
根據以往的情況，大家更關注的是地方債務。如果說GDP是一個可以證明官員政績的“積極指標”，政府債務則是一個約束性指標。由于政績有時間的延續性和后滯性，所以很多地方官員會為了即時的政績而動用舉債的方式，為此有些官員在任期內干得很好，動靜很大，上大工程、上大項目，但離任后卻給當地留下很多債務。
針對這種短期行為，胡仙芝表示，很有必要在干部考核中完善經濟指標，將GDP增長指標和政府債務變化指標做同步匹配，這樣的考核結果才更具有公平性。
2014年1月23日起，各省份審計廳陸續公布了各自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在債務指標方面，各省份自己公布的債務負擔率(債務余額/GDP)均低于100%，總債務負擔率超過90%的有北京、重慶、貴州、云南；重慶、云南已接近100%的國際警戒線。
如何控制地方債務繼續擴大蔓延？“將地方債納入干部考核，對發債有約束，肯定能緩解地方債務。”楊開忠同時還指出，官員是有個性差別的，“有的官員是保守型，有的官員是冒險型，所以不能期望各個地方都沒有債務危機，這某種程度上是由官員本身的性格決定的。”
“才”須以“德”為基礎
《干部任用條例》在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的原則中，還新增加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拔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選拔任用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什么樣的人該用，什么樣的人不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并提出了政治品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并重的“四德”標準和考核要求。
“可以看出，中央領導集體對干部道德情操的要求甚高。”楊開忠認為，在德才兼備這一標準中，“德”具有主導和根本意義，“才”只有在“德”的基礎之上才有現實意義。
竹立家更進一步論述了“德”的重要性，他認為，不再唯以GDP選人，即便是按照新條例中的考核標準，比如就業、居民收入、科技創新、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其他指標都做得很好，也不能保證這個人的“德”就好。“如果這個人在‘德’方面很差，這樣的人能重用嗎？我們選人的標準就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何地方選人用人的標準都不能與總標準相違背。這是關鍵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