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剛來亳州任職，初來乍到的我，便偶爾在下班后留在辦公室看書打發時間。
這天不知不覺已近10點，公司的人大多都走了，空蕩的走廊里仍不時傳來叮叮當當的聲音，我走出去察看，原來是食堂的陳大姐在準備次日早上的食材，讓我內心不由得生出一陣感動。
陳大姐引起我的注意，是第一次去食堂吃飯。清清爽爽的徽菜系四菜一湯備齊在檔口，她一個人在明檔的后廚忙活，與排隊打飯的同事們挨個寒暄，“吃這個粗糧纖維對身體好，不會胖”“這包子都我現做的”“吃飽了才有力氣鍛煉”，熱情而開朗，使得餐廳內充滿了溫暖的空氣。等大家都坐下開始吃飯，我卻瞥見她夾著煙靠在灶臺邊，若有所思。
我來了一個月，基本沒有吃過重樣的菜，連早餐也營養而豐富，以至于讓我這個很少吃早飯的人每天都準點出現在餐廳里。有次吃飯的路上，還聽見有女同事悄悄地咬耳朵，“你猜今天是什么菜系？”有時候，公司有商務招待，她也能在保障晚飯之余，變魔術似的變出一桌菜肴，讓我十分驚訝。我也做過飯，在驚嘆她效率的同時，也為她能長久保持這一份熱情與勤懇而倍感尊敬和疑惑。
更讓我覺得可貴的是，由于幫廚遭遇交通事故，她一個人風雨無阻地操持著30多人的食堂，每月僅拿數千元工資，作為外地人周末也很少回家，每天都圍著廚房轉，仿佛那枯燥的一日三餐就是她畢生最熱愛的事業。
我極少見過這么熱心、勤懇又敬業的人。
正當我準備收心繼續看書時，陳大姐路過我門口，看見我還在，便笑吟吟地走進來跟我打招呼，手上還戴著干活用的一次性手套。
“你還沒走啊？”她大方地同我這位公司領導打招呼。
“啊，我回去也沒什么事，就在這看會書”。
“真厲害”，她豎起一個大拇指，隨即說道，“大姐下個月就要離職了”。
我有點錯愕，瞬間就想到，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應該還是工作量太繁重了。于是，我趕緊招呼她坐下，詢問她緣故，還給她遞了一支煙。
大姐接過去點著，跟我說起了緣由。原來，她的父親罹患腦疾晚期，母親身體也不便，長期由近60歲的姐姐在家照料，如今姐姐身體也接近透支。同時，離婚已十余年的她，還有個小女兒在讀高二，成績很好，一個人在校外居住，前夫的教育方式較為嚴厲，她也擔心不和的婚姻會給孩子升學考試帶來負面影響，想更多地陪伴老人與孩子。
聽完這些，我即便很想挽留她，但實在也說不出口，我便只好表示惋惜與祝福。
“你一個人在這邊，能幾年如一日，做得這么出色，真的很不容易”我由衷地對她說。
誰知，聽完陳大姐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她告訴我：“疫情那一年，我在滁州老家自己經營的飯館關了門，只好出去找工作，就來到了路橋公司的明巢高速項目，我第一次進到項目部大門，就看到了石碑上刻著的‘家文化’，當時我是十分震撼的。后來，他們確實像家人一樣對我，我也在項目部找到了家的歸屬感，跟你們都成了一家人，所以當公司搬來亳州，我義無反顧地就跟了來。如今也是沒有辦法，我也很舍不得你們.......”
她頓了頓，抹了一下快要溢出眼淚，仿佛怕我看見。繼續說：“真心關心你，人才會真心地給你干，你說是不是？我每天認真地做菜，就是把公司的人都當成了我自己的家人，沒有誰是傻子，也沒有人會不記得好。一個公司如果有這樣一種文化，那就不可能干不好！”我看到了她說話時不舍又堅定的眼神。
這番話，從一個臨聘的后勤大姐嘴里說出來，讓我的內心在那一刻得到了極大的震撼，我半天吐不出一個字來，只感覺鼻子酸酸的。
陳大姐說完就站起身要走，好像不愿再過多打擾我。我趕忙叫住她，“如果你家里安頓好了，我給你推薦去我們集團滁州的項目。”
她隨即由悲轉喜，“真的？還是在你們公司嘛？”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復后，她仿佛又找到了希望一般，步履堅定地走了，臨走時還不忘告訴我，她會把一切交接清楚再離開。留下我一個人陷入了深思。
我回憶起2017年初，中國建筑業協會文化分會在海口市召開第二次全國建筑企業文化交流會，當時我作為集團和協會的聯絡人，組織所屬單位去參會。那次會議組織得非常成功，很多優秀企業都展示了自己的企業文化，讓與會的人都大受裨益。我們在中建六局位于南海孤島上的項目部里，見到了“家文化”的石碑，路橋公司的同志們深受感染，回去后立即結合自己的業務實際進行了挖掘、提煉和再深化，后來在全公司的項目上予以推廣，并被廣大職工所認可。再后來，集團在各子公司文化基礎上，提煉統一了“誠信共贏、卓越創新、忠誠擔當、敬業清正”核心價值觀，成為了今后引領我們前進的精神旗幟。
我始終認為，制度約束底線，而文化決定上限。在我們這種從事艱苦作業的企業里，往往更容易迸發和孕育出可貴的文化光芒，而企業的內核與韌性，也在文化的浸潤中被長久地塑造。但讓我倍感意外的是，這一文化的營造，不僅影響到了管理人員，也溫潤了一顆普通工勤人員的心。這大概就是文化的重量，它讓組織有了溫度，讓人心得以匯聚，讓黑夜不顯得漫長，也讓未來顯得那么有希望。
回去的路上，我不停地在想：是啊，有這樣一種文化，有什么干不好呢？
程亞徽
書于2025年9月25日夜
